优美的小提琴可以发出欢快而流畅的旋律,这是弦音在共鸣腔里共鸣的结果。如果弦断了,声音也就消失了。人的喉咙发音也是这个原理。而晚期喉咙癌患者作了全喉切除手术后,病人的声带切除了,喉也没有了,就象断了弦的琴,不再发出悦耳的声音。他们有口难言,成了“半路哑吧”。如何让他们重新开口说话呢?上海医科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一)
过去治疗喉癌一直沿用手术切除法,在切除喉部肿瘤同时,也切除了喉癌患者的声带,使他们失去了喉。手术后,喉癌患者既失去了发声讲话的能力,又缺乏喉的呼吸通道,必须在颈部下开一瘘口,借此进行呼吸。有的病人在给
1978年明媚的春天,是科学的春天,黄鹤年教授连续获得两项全国科学大会奖,一项是针刺麻醉下全喉切除术,另一项是气管异物的治疗。他毅然决定,向另一个科学高峰进军―要让喉癌切除手术后的病人重新说话。
重建新喉,恢复其发音、呼吸和吞咽生理功能,已成为各国医学界喉部肿瘤外科学领域有志之士为之努力探索解决的一个高难度课题。早在1873年彼尔罗斯首先开展全喉切除术治疗喉癌迄今,各国已先后开展了人工喉、电子喉、助讲器等仪器的研究和应用,虽能辅助发音,但难以得心应口,使用常感不便。利用食管内贮气来训练发音,或于气管食管间造瘘安装发音管,亦能发出简便的语句,但不能连续发音,并且颈部留有永久性的呼吸瘘孔,仍为无喉的残缺人。1971年阿斯伦应用外科手术的方法重建喉部,他是用颈段气管代替喉部重建新喉,但由于颈段气管与喉的解剖结构和生理功能不相同,存在着呼吸、发音和吞咽三大功能不易协调的缺点,易使食物误呛入下呼吸道,发生肺部并发症。因此,喉切除术后病人的发声问题以及与呼吸、吞咽功能相协调的问题仍是国内外现代医学科学领域的一个难题。
70年代末,黄教授开始了艰难的跋涉。无数个星期天和节假日,他都埋首于他那简陋而狭窄的研究室中,一个个方案,一个个设想,一个个再造新喉的试验,都遇到了困难。喉,的确是太精细,太微妙了,这只仅火柴盒大小的结构,汇集着生命中很宝贵的器官,它上与咽相通,下接气管,既是呼吸道的门户,又是通过空气振动声带来发音的场所,其后还紧贴着饮食的通道。喉是一只巧妙的器官,协调着这三种重要的功能。黄教授把所有能挤出的业余时间都扑在再造新喉的研究上。他阅读了500余篇国内外有关喉癌的文献,观察了600余只喉切除术后的标本,深深地意识到,要再造新喉,应大胆地跳出几十年来国内外专家的常规方法,走自己的路。
又是一个不眠不夜,黄鹤年看着与他在同一医院当医生的老伴周慧珍,正在缝纫机前改制一件旧衣服,经他灵巧的双手重新裁剪、缝制,旧衣成新装。黄鹤年看着看着豁然开朗:衣物尚且能废物利用,人体不能旧体再造吗?于是一个崭新的利用自体的新喉再造术方案从脑中豁然而出。在根除病变的基础上,设计了带蒂舌骨的转位移植,作为新喉的前壁(前支架),保留喉部完好的部分甲状软骨板的侧后缘,作为新喉的后壁(后支架),新喉的前后壁形成了新的喉腔。还缺少的声带―发声器官的主要组成部分,用自体组织胸骨舌骨肌膜并自体的喉返神经环杓肌瓣移植至喉腔作声带。这样一个有喉腔又有声带的新喉不仅有吞咽和呼吸功能,而且能发音。自1978年起,经过三年的动物实验,对600余例喉癌病理标本的观察,经过100多次失败,终于解决了国内外迄今尚未妥善解决的新喉再造术的取材和发音、呼吸、吞咽三大功能协调难题,成功地为喉癌患者再造了新喉。
(二)
1987年夏,正当新喉再造术临床应用的关键时刻,黄鹤年赴北京参加了一个国际性学术交流会,论文报告一结束,他没有参加闭幕式,亦没有参加招待会,提前赶回上海,踏进家门,放下提包,喝了两碗粥,和心爱的小孙女说了声再见,就一刻不停地赶回他的第二个家―新喉再造术的研究室中,争分夺秒地埋头在他临床应用研究的最后阶段,这是实验的最后从刺。直到深夜,他才骑车回家。刚跨上楼梯,突然眼一黑,胸部扑到了铁栏杆上,一阵疼痛,笔落在地上。老伴立即陪他去中山医院急诊,经X光拍片证实,左胸4根肋骨骨折,医生嘱他至少休息两个月。回到家里,他疼得直冒冷汗,连身都不能翻,但在这研究的关键时刻他怎能躺下。第二天清晨,老伴再三嘱咐他要在家休息,但当她前脚跨出家门口,他后脚就也跟出门了。他忍着疼痛,上了手术台,晚上照样开夜车。还带着这4根骨裂了的肋骨,到天津、去沈阳,参加了二次有关新喉再造术的论文交流会。他老伴既心疼又骄傲地说:“你不仅创造了新喉再造术,还用毅力创造了肋骨骨折治疗上的奇迹―一天也不用休息的创举。”
(三)
回顾他的经历,